联邦政府在2019年9月与教育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将"手机提上议事日程"。部长随后引用了加拿大教授 Louis-Philippe Beland 的研究：“禁用手机的积极影响相当于每周在学校增加一小时的上课时间，或每学年增加五天。”对于成绩差一些的学生来说，这个禁令的正面影响更大——相当于每周增加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或者一年增多十个上学日。

这项研究于2016年发表，涉及到了一些英国的学校。事实上，作者 Beland 和 Murphy 展示出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手机政策之间只有很小的相关性。

在围绕学校手机禁令的辩论中，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与学习成绩下降有关的说法一直出现。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一些海外国家，无论是新南威尔士州得公立小学还是维多利亚州的全部中小学，都被用来为全面禁令辩护。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持该政策。

科学的数值

最好的政策是基于证据而设定得。但并非所有的证据都是准确的，如果引用了不恰当得文献，是会模糊而非照亮前进的道路。

不幸的是，在澳大利亚学校手机禁令辩论中，将孩子的电子用品使用现状，甚至可以说是将未来的电子用品使用习惯变成了政治家之间的博弈。

Beland 和 Murphy 调查了英国四个城市的91所高中，了解他们的手机政策。然后，将这些学校的电子使用政策与标准的考试成绩相匹配，来估计手机禁令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研究报告说，当学校实行禁令时，学生考试成绩的标准差提高了6.41%——即效应值为0.06。

较小的影响力

首先，数据并没有显示学生对手机的使用与他们的成绩下滑有关。相反，它显示了限制学校手机政策与学生的校内表现有相关性。这是不同的两件事情。

其次，该研究没有发现学校限制手机政策与学生表现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学生成绩的提升为标准差 6.41%，实际上是 0.06 的效应值，然而已被报告为 6% 的改进。

低于0.24的效应值说明效果影响很小，低于0.5代表中等影响力，而低于0.74则属于较高影响力。由此可见，0.06的效应值是微不足道的。

在手机禁令实施时，先前成绩最低的五分之一的学生在考试成绩上略有提高：标准差为0.14%，仍然非常小。而禁令对成绩最好的五分之一学生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无论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

至于部长所引用的，关于禁令可以给予低成绩学生相当于十天额外上课时间，这个数字并没有在研究中出现。研究中涉及到的内容是：对于成绩较差学生的来说，手机禁令相当于每周增加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或者一年增多五个上学日。

即使这么说，数据也是根据英国学校的情况在2001-2010年间计算的，因此具体的数字可能并不能套用在澳洲本地。

关联性并不是诱因

第三，虽然媒体正确地报道了这项研究，但许多人将相关性误认为是因果关系。奶酪的消费与床单缠绕死亡有强烈关系， 但我们不会说奶酪会导致这样的死亡。

如果我们发现冰淇淋销量增加和太阳镜购买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我们可以推断，不是戴太阳镜会导致人们吃冰淇淋，而是第三个变量影响出了两种结果——即炎热、阳光明媚的天气。

同样的，手机禁令与学生表现可能是由于其他变量同时影响了学校环境和学生表现。Beland 和 Murphy 在文章中也承认了这一问题。

结果尚未被复制

最近，优秀的科学意味着重复不断的科研再寻找相似的结果。两个其他的研究可以代替 Beland 和 Murphy的。

挪威的一项研究发现，手机禁令对学业成绩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当他们将样本分成公立和私立学校时，他们发现私立学校在手机禁止令发布以后，整体学习成绩方面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这表明，学校文化对手机禁止令对成绩的影响起决定性作用。或者，换句话说，全面禁止令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学校。

而瑞士的一项研究发现学生手机禁令对学生的表现没有任何影响：“在瑞士，我们没有发现手机禁令对于学生表现有任何影响，甚至连极小的效应值都没有得到。”

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 Beland 和 Murphy 的研究的局限性。真正的问题是缺乏证据推动学校手机禁令的实施。政府需要进一步考虑禁令到底会不会对学生的表现和成绩产生正面影响。